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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爆料与中国民主革命


张小刚

 


  郭文贵爆料是当前中文网络上最热门的关注点,吃瓜群众们有各式各样的立足点、各式各样的观察角、各式各样的预期或期盼,从而有各式各样的讨论、评论和建议,这在没有“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自由民主社会,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自然不必在相互之间过于较汁儿。

  不过,有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是一致认同的,就是郭文贵的爆料必然并且已经给中共高层内部的权斗带来新的催化与变数。而这种变数的存在,是有可能给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带来可资利用的契机。

  是被动地等待和观看这种变数的结果象馅饼一样从天而降,还是做着着实的准备来把握、利用乃至创造契机,恐怕这才是很多人所吃之瓜的不同之处,尽管不是每一个朋友自己都意识到了。


一、要有落差的准备

  有些朋友,把全部的希望和关注都完全地投射到郭文贵的爆料本身。这我可以理解。在自己找不到做事的切入点的时候,往往会把这种从天而降的变数作为存放希望之鸡蛋的唯一篮子。

  但是,考虑到郭文贵先生从一开始就一再重申的“保命保财和报复”的目标,以及一再重申的包含“不反党、不反政府、不反习主席"条款的郭七条,尤其是,郭文贵先生在6月13日的视频中特别着重地强调了他“就是不反皇帝”,并说他未来的结果“一定不是在‘要么被(中共)杀、要么被(中共)抓、要么造反’这三条之中”,以及声称他所想要的跟“国家要给”他的是一样的等等情况看,说明郭先生的规划或判断与选择,跟绝大多数早已对中共权力集团不报任何幻想的朋友,还是有着相当的落差。

  因此,只有我们这些朋友以自己的既定目标,做足了自己必要做的工作,才能够在即便万一郭文贵先生所选择的走向与自己的期望有相当落差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落到“希望越高,失望越大”的境地,而是仍然能够以民间自主的民主革命动力和能力,创造与把握契机,推动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二、官斗能够成为契机,需有民主革命的崛起为前提

  还有些朋友,单纯地将希望放在由郭文贵爆料引发的中共高层权斗的激化上。有人期望习王斗,有人期待习曾斗,甚至有人期盼“江胡郭联手倒习”并叹息说“可是江胡有这个理念与觉悟吗?”当然,也有的朋友期预,中共高层在权斗僵持不下时,能够通过与民间民主力量谈判来改行民主体制。

  问题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民间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与行动,中共高层的权斗无论进行到何种地步,它们凭什么会选择自行放弃一党专制,改行民主化的道路呢?

  如果没有民间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与行动,那么在这场中共高层内部权斗中,假若是习赢了,那可以预期的是一个毛二世习正恩极权独裁者统治的模式;假若是习王联手赢了,无非是再等着看下一轮毛刘斗或毛林斗式的宫廷旧戏;假若是王赢了,那就是郭文贵口中的盗国贼全面盗得权与利的结局;假若是江曾一派赢了,或是胡一派赢了,甚至是天方夜谭一样的“江胡郭联手”赢了,那也无非回到我们早已体验过的蛤蟆时代或面瘫时代而已;即便是各派僵持不下,它们也大可以在自己内部各派之间谈判分赃,也就是我们同样早已眼睛都看出老茧来的“九常委”、“七常委”格局。这些都完全可能跟民主派、跟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没有丝毫的关系。

  不错,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结束一党专政体制的,很可能是体制内的某个实权人物踢了关键的临门一脚。这在绝大多数前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几乎都是这样。但这个临门一脚,也无不是在民间力量崛起的前提与促动下踢出的。

  就以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为例,武昌起义之后,北洋军确实有足够的实力镇压起义军,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是袁世凯以左压清廷右阻义军的渔翁得利之机巧踢了这最后一脚,结束了帝制,成立了民国。但是如果没有武昌的首义,没有义军的崛起,袁世凯就绝对没有这个机会,清廷也断断不会答应退位。所以义军的崛起是袁世凯能够踢出临门一脚的前提和条件。


三、仅仅是爆料本身,并不足以发动民主革命

  郭文贵先生在6月13日的视频中说,他可以通过一个爆料就引起一千万人上街。对于这个说法,我是难以信服的。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状态,无论是从民情看还是从信息通畅程度,仅仅一个对高层秘密的曝光,并不足以导致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更不要说量化到“一千万”这个数目规模的上街。

  因为最容易促使民众大规模的自发上街,往往是直接的,并且即时或有着紧迫性的民众利益普遍受损。

  譬喻说吧,如果有人现在爆料说,三年前的一场股市大跌,是某某官员操纵的结果,虽然有可能引起股民普遍的愤慨,但并不容易让这些股民大规模的自发上街游行。因为这毕竟已经有了三年的时间让其中绝大多数的人“认栽”、“认命”了,而且当年股市大跌时曾出头露面闹过的人也往往已被当局重点监视住了。

  但是如果现在股市正在大跌或者刚刚大跌了,此时若有人爆出这场股灾是某某官员操纵的真凭实据,就比较容易激起愤怒的股民自发地走上街头。

  让我们再次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武昌起义之所以得以成功,其实是因为之前的四川保路运动。由于清廷宣布将民间认股的铁路改为官办,损害了股民的利益,引起“群体事件”,甚至在官府压制时,酿成“暴乱”和武装起义。于是清廷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镇压,令武昌兵力空虚,结果给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机遇。

  可见,民众直接的、普遍的和即时的利益受损,往往会成为大规模自发上街的导火索。而中国由过去三十年畸形发展所形成的低福利高腐败的社会现状,造成民众因利益受损而大规模自发上街的“群体事件”此伏彼起。这几天上海因政府“商住房整改”的政策变更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就是最新例子之一。

  如果我们朋友们能够静心沉下去,深入民间运作,让这些此伏彼起的“群体事件”同步化、共振化、连锁反应化,就不愁民主革命的契机不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对民众上街的作用也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放大。

  所以,即使是郭文贵先生自己,也曾在5月29日的视频中说,“光是有我的爆料沒有用,还是要用民众自发的上街”。


四、结论

  对于追求中国民主化的朋友,务必把启动与运作民主革命作为自己首要和本分的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当然要尽力地鼓励郭文贵以及所有类似郭文贵这样与体制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士与中共决裂,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反叛与爆料给中共的统治造成裂痕,以便创造契机、利用契机、把握契机,促成中国的民主转型。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自己应该做的民主革命的本份,把全部的精力和唯一的行动都放在吃瓜看戏上,希望仅仅是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或中共统治阶层内部的权斗就能够自行产生民主转型,那么我们就实在都可以洗洗睡了,待一觉醒来出门看天上有没有掉馅饼就行了。因为以那样的状态,有没有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睡不睡觉,都对中国能否走向民主化毫无影响。如果所有期盼着中国民主化的朋友都处在那样的状态,那么即便契机来了也会瞬间流逝,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永无实现之时。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批实干的民主派人士,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运作民主革命。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只要每一个愿意实干的朋友都自己行动起来,我们就有机会创造契机,把握契机,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转型;也就才有机会,将郭文贵式的反叛与爆料,以及中共内部的权斗,着着实实地化为结束一党专政的合力。

2017年6月14日